摘要：纵观魏晋南北朝及以前的中国古代丧葬传统,近似长方体型的木质棺椁一直是最普遍流行的葬具形制之一。而在北魏平城时期(398-494),今大同地区集中出现了以一座石质“建筑”来安葬死者的新葬俗。本文即从北魏平城时期(398-494)以“建筑”安葬死者的特殊现象出发,探究这座独立“建筑”被创造而成的动机,及其所表达的丧葬含义。同时,这批墓葬表达出的与某些族属葬俗相关的现象,也成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族属间文化交流复杂关系的切片。本文以“房形石堂”指代在墓室内独立铺设基座,具有平顶,悬山顶,歇山顶或庑殿顶等建筑样式的屋顶,搭建而成的具有建筑外形的石构。含有这类“房形石堂”的墓葬即为“房形石堂墓”。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房形石堂墓已有70多座,在建造年代上跨越了汉代,北朝,唐代到辽代的各个时期。本文选取墓内独立“建筑”集中出现的北魏平城时期为重点研究时段。采用整体艺术的研究方法,对以房形石堂为中心,及其统合的壁画,各类随葬品,墓主尸体,及可能进行的葬礼仪式等在内共同组成的墓葬整体与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解读。深入探究以“建筑”安葬死者的新葬俗所体现出的有别于使用“非房形”葬具墓葬的丧葬特性,及其背后已发生改易的丧葬观念。并进一步呈现北魏平城墓内独立“建筑”构建出的地下世界,以及创造并选择这一葬俗的墓主或丧家对生与死的认知。本研究也力求能够回到历史语境,重新审视平城社会制度转型时期,墓室内独立中心“建筑”出现的可能动机和诱因。并进一步反思现有研究中将北魏房形石堂墓葬所呈现的多元文化特点简单归结为是“汉化”的观点,尽量能够多角度全面地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族属文化交流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文章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对北魏房形石堂墓的论述。首先,第二章从平城中期葬俗文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入手,整体探究北魏房形石堂墓出现的可能诱因。研究发现,正是在北魏中期加大力度转向晋制实施薄葬前后,平城出现利用晋制之外的丧葬传统在墓室内搭建一座房形“建筑”以保留和再现墓葬壁画的特点。被创造出的房形石堂延续着墓葬壁画凝聚代人集团的政治功能,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代人集团用以规避晋制的手段。在平城房形石堂墓初现时,纪年最早的北魏房形石堂墓——尉迟定州墓秉承的也是鲜卑旧俗中以西向崇拜为主的丧葬观念。这种基于非常定向选择的融合,不应该将之简单地描述为“汉化”。况且平城时期葬俗的来源非常复杂,汉晋传统是其中非常重要但绝非全部的组成部分。第三章进一步分析“独立建筑”的出现对墓室空间产生的影响。经由从汉代室墓到唐代房形石堂墓的建筑空间对比分析后可以看到,北魏房形石堂的出现并非仅仅依赖葬具外形的转变而成,而是在墓室简化为单室墓后,以向心套叠的方式脱离墓室内其他部分,形成把控墓葬序列和墓室空间的独立“中心”,发展出了不同于汉唐时期连续拓展型墓葬的特殊形制。从汉晋时期墓内祭祀空间的发展来看,北魏房形石堂是对墓内不同丧葬空间进行重组和整合后,将祭祀空间与埋葬空间完全融合所形成的集葬具,墓葬与神祠等多重性质的集合体。这些综合功能也并非以往那些“非房形”葬具所能准确传达的含义,所以工匠才会以类似帷帐,建筑的结构去呈现这些复合功能。第四章则从房形石堂墓的构造和建造入手,深入剖析北魏房形石堂与“非房形”葬具在制作逻辑,制作方式,以及对尸体处理等方面的本质差别,及其背后不同于汉代和晋代的丧葬观。这些差异都显示出,北魏房形石堂对尸体的处理方式已不同于汉代那样使用衣物、布帛、玉器,葬具等物质实体形成层层包裹墓主尸体的严密封存。而是以精细多层次的搭建过程,完成对尸体的封闭和安葬仪式。同时,又借助壁画,开放形制的石床拉开“建筑”实体的包裹层次。北魏房形石堂墓内壁画与尸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壁画与房形建筑所形成的多重“位空间”的祭祀特性,都体现出对墓主个人意识的强烈关怀,这些都明显有悖于晋制所推崇的薄葬观。当我们跳脱出汉式建筑带来的直观推想,从房形石堂统合下的墓葬空间整体研究后发现,北魏房形石堂墓反映出的是与晋制相悖的葬俗。这一时期鲜卑墓葬内的内亚因素在看似在减少,但其他丧葬传统增大比重的背后是因其能够满足鲜卑旧俗的标准,才被纳入选择范围和接纳的权衡过程。北魏鲜卑墓葬中的内亚因素并未消亡,也从未淡出过游牧世界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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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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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硕士

年份：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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